借着今年全天下粮食歉收,农税下降,国库空虚,将丞相的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削弱,算是刘弘预谋已久的计划了。

一开始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刘弘倒也没想太多——实在是关中粮价起起伏伏,朝局又不太安稳,粮价的起伏对民心的安抚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阻力···

当时刘弘只想着:以官府出面,将粮食市场彻底垄断,在稳定粮价、稳定人心的同时,趁机捞一笔小钱钱。

但之后,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秋收之后,各地粮食产量报至长安,朝堂为之一振!

紧接着,便是刘弘提出将敖仓之粮搬出,以‘新米换陈粮’的名义,缓解关中可能出现的粮食短缺。

关中民九十余万户,田亩百万余顷,年粮食产量,大概在四万万五千万石左右。

而这九十余万户,共八百多万百姓,一年的粮食消耗量,也有将近二万万石。

看上去,是不是觉得关中的粮食很富裕,一年种出来的粮食,够吃两年多?

但实际上,账根本不是这么算的~

四万万五千万石粮食的年产量,十五税一的农税比例,意味着关中每年的粮食产出有三千万石,会被用作农税,上缴国库。

而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的口赋,也可以等额换算为:每人每年一石半左右的粮食。

八百多万人,这就又是一千多万石。

除了税、赋吃下去的四千多万石,中枢还要花费大量的钱财,从百姓手中买粮,以做军粮。

——从过去这半年多时间,灌婴、周灶、申屠嘉等大军消耗掉的数百万石粮食,就足以看出这一点。

实际上,除了长安的南北两军、驻扎于飞狐迳的飞军外,汉室漫长的北方防线,还有二十多万戍边战士,需要朝堂供给粮草。

二十多万边军,加上飞狐军、长安南北两军,一年的粮食消耗,也达到了将近七百万石。

再加上不事生产的官员、曹吏、关卒,以及军卒的郡县等,都在加大关中的粮食消耗。

与此同时,汉室还有数万基层官吏,需要中央下发俸禄——粟米。

即便按平均每人每年一百石算,也需要数百万石。

再加上那些带着一家老小几百号人,窝在长安的几百家彻候勋贵,林林总总加到一起,关中每年的粮食消耗,妥妥能够上二万万五千万石。

加上充作税、赋的四千万石,以及官府从民间收购,用作军粮的千万石,关中每年都需要起码三万万石左右的粮食,才能勉强做到自给自足。

粮食产出有四万万五千万,需求却只有三万万,还有一万万五千万石的粮米‘容错率’,去哪儿了?

如此庞大的‘余粮’,为什么关中一出什么风吹草动,粮价就止不住的往上涨?

自然不全是粮商们囤货居奇——如果这个时间点,已经有粮商具备‘吃下万万石粮米’的能量,那绝对活不过第二年春天。

——粮米万万石,折钱近百万万啊!

如今国库加少府一起,都不一定能有这么多钱!

在汉室富可敌国的下场,必然就是被国家视为敌人。

真正的原因是:关中的粮食,并不单单要供给关中,还要从箫关送往北方,以及从函谷关流如关东。

自秦凭借关中之利豪取天下时起,关中在天下人的印象中,就是膏腴之地,天下粮仓。

究其原因,除了关中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以及郑国渠等水利设施外,便是关东、北方糟糕的农耕环境了。

北方自不用说——陇右、北地可耕作土地太少,燕、赵多山丘,上、代二地,更是在汉室受法律认可,连秸秆税都要少收的贫困地区。

关东也好不到哪里去——南方遍地沼池,沿海土地盐碱化,绝大多数地区都很难凭借自身,达到自给自足。

所以每一年,关中都有将近二万万石的粟米会流如关东,以达到粮食市场的相对平衡。

关中人口占天下人口的三分之一,却要承担天下粮食产出的一半以上!

不严谨的说:当关中只能自给自足的时候,关东几乎必然会闹起粮荒。

敖仓存在的意义,便在于此——只有敖仓充盈,关东百姓才会安下心。

因为敖仓有粮,就意味着关中不缺粮!

关中不缺粮,就必然会有粮商,将一车车粮米从函谷运出,售卖于关东各地。

而今年,算是汉初不常见,却也不是第一次的‘意外状况’——关中的粮产,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二,也就是三万万石左右。

这点粮食产量,别说供给关东了,光维持关中人的生存和朝堂的正常运作,都显得有些吃力。

若有无良商贾再趁机搞点事,粮价顿时就会像后世的比特币一样,蹭蹭蹭涨到天际!

而这个状况,刘弘早就预料到;所以才有后来的粮食保护价政策,以求在这种粮食供应量,刚好接近需求量的时候,避免人心动荡。

至于将敖仓的粮食暂时拿出来,倒也不是刘弘真的想要把这笔粮食吃掉,而是预防百姓因粮食歉收产生恐慌,从而将自家产出的粮食都囤在手里。

——关中一年的需求是三万万石,关中今年的产出,也堪堪达到三万万石!

如果真的发生百姓大面积囤积粮食的状况,那到了年底,关中必然会没粮可吃。

——粮食的储存,是需要成本,需要技术的~

如果老百姓能凭借自己那栋破院子,以及老婆孩子搭手,就将几吨粮食保存一年,那粮商这种群体早就灭绝了。

事实是:百姓每年种出数百石粮米,却根本没有能力长期储存。

久而久之,粮商这种群体应然而生,凭借庞大的财力,建立起一座座专门用来储存粮食的仓库,倒腾粮米。

自知无法储存粮食的百姓,也只能认下自己所种的粮食,在粮商手里放了几个月,回来就贵好多钱的现实。

——谁让粮商有本事,能负担得起粮食储存的成本呢?

但今年,状况就不一样了。

和历史上每一次时局动荡一样,老百姓只要感觉到某物价格要涨,就必然会下意识的大量囤积。

后世花花国核泄漏,天朝老百姓疯狂囤盐,就是这个道理。

在明确知晓‘今年收成不好’的情况下,即便明知粮食放在自己手中会坏,百姓也必然会竭尽所能的留下秋收时收获的粮食。

——几百石粮食,撑死也就几万钱。

可万一粮价再涨到开国时的四千钱、八千钱,甚至万钱一石,那这几百石粮食,只要有那么十石没坏,就不亏!

四舍五入,不亏就是赚呐!

再者说了——到了粮价果真涨到几千钱甚至万钱的地步,谁还管粮食坏没坏,变没变质啊···

有的吃就不错了!

腐烂的粮米,总好过树皮草根观音土吧?

让百姓从国家的角度,从整个关中的供求关系看待这个问题,无疑是痴人说梦。

所以,为了让关中百姓确信:无论如何,市场上都会有粮米流通,刘弘才将敖仓那几百万石粮食调了出来,以主爵都尉售卖于各地。

不用太久,只要再过一个月,主爵都尉貌似卖不完的粟米,就足以让百姓放下心中担忧,将存粮卖给少府。

到了那时,几万万石粮食回笼,敖仓那几百万石,也就不算什么了——随便倒腾倒腾,就能补进去。

少府也能凭借粮食垄断生意,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收获庞大的财富——哪怕一石粮食只赚十钱,数万万石粮,那就是数十万万钱,几乎都要赶上汉室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了!

——没错,刘弘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一开始看重的确实是钱。

连带着也有一些‘稳定人心’‘安抚民心’的考虑。

但刘弘万万没想到:自己为了开财源而推行的粮食保护价政策,居然炸出了另外的惊喜!

早在刘弘‘替敖仓之粮’的提议在朝议中通过,朝堂各部门之间,就开始暗流涌动了起来。

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敖仓的米粮,必须由我们负责售卖!

当时的状况,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就连跟粮食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典客,都曾经试图染指此事!

只不过当时,齐王一门的叛乱还笼罩在长安中央头顶,此事就被刘弘压了下去。

而之后发生的事,就着实让刘弘瞠目结舌了。

——当朝丞相,被太祖高皇帝封为辟阳侯的审食其,居然在司马门外,跟少府田叔打起来了!

除闻这则消息,刘弘差点没把下巴给吓掉!

撇开审食其和田叔之间,歪七扭八的搭着一点香火情不说,光是两人的年纪,都让刘弘狠狠捏了一把汗!

审食其,那可是自楚汉争霸时起,就跟在吕后身边的小跟班,如今可已经七十多岁!

田叔也早在张敖尚为赵王太子之时,就投效张敖做了门客,也起码有五十岁了。

一个五十岁的小老头,跟一个七十多岁,牙都快掉光了的老爷爷干架?

这样的事,恐怕也只有西汉的朝臣,能做得出来···

当刘弘将二人召回宫中,询问事发缘由时,一个血淋淋的真相,摆在了刘弘地面前。

——粮食保护价政策的推行,真正的阻力并不在朝堂勋贵,而是在丞相这里!

审食其和田叔争的,看上去是敖仓之粮的掌管权、售卖权,但实际上,审食其想要的,却是将粮食保护价政策,纳入自己的掌控下!

准确的说,是相权天生具备的揽权欲,逼得审食其,想要把粮食保护价这个名利双收的项目,掌控在丞相府门下。

想明白这一层,刘弘再回过头去看,才发现自己犯了怎样的错误···

——天下农业产出总体歉收,农税下降,国库收入减少,丞相府失去了一部分行政自主权,以及政治话语权。

而少府的收入——口赋,却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不说,少府反倒将主爵都尉这颗摇钱树,死死攥在了自己手里。

如果没有粮食保护价,倒也没什么——左右不过是丞相府勒紧裤腰带,再低声下气求一求皇帝,把这一年应付过去;等来年收成好了,一切又恢复如初。

而恰恰是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出现,让丞相乃至于整个朝堂,闻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有主爵都尉和粮食保护价的存在,少府必然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富裕起来,而少府财富的增长,就等同于刘弘地财务权增长。

换而言之,只凭粮食保护价这一件,刘弘的权势,就将在不远的将来水涨船高。

——历史上,武帝可就是凭借少府那堆积如山的粮食,和那些串绳都腐烂的铜钱,才能撇开整个朝堂单干的!

而刘弘凭着粮食保护价政策,将很可能在短短十年,甚至五、六年的时间内,完成历史上文、景两代数十年的物质积累。

反观朝堂,或者说丞相掌控下的国库,依旧是每年十几万万,撑死不到二十万万钱的农税收入。

存钱自不用说——能用每年年初收上来的农税,把当年的事情办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样的危机感,对于封建时代的臣子,尤其是有政治抱负的政治家而言,绝对是无法忍受的。

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对于刘弘凭借粮食保护价捞钱,朝堂根本无能为力;但对于国库的收入,刘弘是有能力影响的。

——农税收多少,皇帝说了算!

这也是刘弘最早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时,曾歪歪过的美好场景:等少府能凭借买卖粮食,年入四五十万万钱,刘弘就可以大笔一挥,免个一两年农税!

狠狠收割一波民心不说,还能让丞相府陷入‘没钱用’的尴尬之中,从而只能向刘弘开口。

可刘弘没意识到的是:如此简单浅显的道理,自己能看出来,这些沁寂宦海数十年,甚至见识过王朝更迭的政治家们,也同样看得出来!

当皇帝透露出‘爷们儿要把你们丢下,自己一个人玩儿了’的讯息时,官僚会做出什么反应?

非暴力不合作都是轻的——怕不是舆论会马上掀起对刘弘的谴责,什么独夫、暴君的头衔,一股脑的全扣过来!

甚至于有人内联朝堂,外结诸侯,再上演一出‘诸侯大臣共诛某某’也未可知!

想清楚这些之后,刘弘再回头去看自己曾经的规划,无疑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和天真。

只要政权还处于封建时代,君王想要带领国民进行文明升级,那官僚,就必然会被君王所需要。

在封建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失去官僚集团的拥护之后,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刘弘也从这件中意识到:要想完成胸中的远大抱负,不能一味的敌视、防备官僚,而是要在戒备的同时,尽量促成双方的共赢。

说白了:既然刘弘吃了肉,就不能还拿着骨头棒子打外朝。

最好的状况,自然是把棒子丢给外朝啃一啃,喝碗肉汤。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朝局的相对稳定,政治氛围的相对积极。

至于压制外朝,倒也不是非得要硬压——只要刘弘能保证自己永远比国库有钱,且来钱的速度比国库快,就可以了。

就像长跑比赛,要想获得优势,并不是要让对手方向跑到起跑线之后,只要保证自己跑得比对方快,双方的差距在一点点拉大,就可以了。

拿财权之事来说:刘弘凭借少府推行粮食保护价,为自己开了一个大财源,在这种情况下,非但不能试图凭此压制外朝,反而是要为外朝,也开一个财源。

最起码,也要帮丞相府解决今年必然会出现的‘农税根本不够用来维持朝堂运转’的问题。

粮食保护价政策,刘弘自然是不可能交到外朝——甚至于分享,刘弘都没有一点的兴趣!

而今年天下又普遍遭遇粮食歉收的问题,减免农税、口赋,也是刘弘必须要做的。

这种情况下,刘弘就必须帮外朝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以少府的库存做威胁,做夺权的手段,自然也是要做的,但不能全靠少府,甚至不能将此作为主要手段。

外朝主要的问题,就是财政收入来源过于单一,且较为恒定,短时间内无法大幅增长。

尤其是在今年这种特殊状况下,外朝甚至可能要沦落到俸禄都要拖欠的地步!

这种情况下,一个早在前世,就被刘弘刻入脑海的办法,涌现在了刘弘面前。

听闻刘弘以少府相要,审食其果不其然的面色一苦。

很简单的道理:拿人手短,吃人嘴短。

要想从少府拿钱,补贴外朝今年的财政漏洞,外朝必然得付出一些代价。

——拿了少府的钱,总不能还骂少府‘与民争利’吧?

而拿了少府的钱,就等于拿了刘弘地钱;等刘弘以后,提出一些敏感的政策,朝堂还怎么据理力争?

而这,就是财权对于君权的意义:有了钱,就等同于有了话语权。

再把人事权攥在手里,君王就可以时刻保证:无论发生什么事,局面都还在自己掌控之中。

没让审食其急迫多久,刘弘就将那件为外朝量身定做的办法,尽皆道于二人面前。

“今岁谷不丰登,朕意,趁冬季农闲,发动关中百姓补种宿麦。”

“丞相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