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享从一开始就启动了时空加速,虽然他的身体已经离崩溃不远了,他也知道任何的负荷都将是对自己的残忍。

可是人有的时候总是那么不自量力,也总是喜欢不能为之而为之。

好听一点的话,叫做坚持;难听的词语,那叫愚蠢。

然而世界上总有一些事,让我们心甘情愿的将愚蠢进行到底,大概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抗衡,或者我们梦想着改变这个世界。

对的永远都是对的,错的也永远都是错误。即使历史可能把胜利者粉饰成道德高尚,但是仍然改变不了初心。

就像华夏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无数人都在吹捧他是明君,他开创了贞观之治,他被称为天可汗,大唐帝国万朝来贺。

但是对于玄武门之变的另一个主角李建成来说,李世民的成功又算什么呢?如果我们是那个被杀死之人,我们还会觉得杀了自己的凶手,是千载流芳的明君吗?

或许在李建成的眼中,李世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和刽子手。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政变弑兄,还要栽赃于他,让兄长承受千古的骂名。

玄武门事变发生的地点,甚至都不是玄武门,而是临湖殿,也就是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父亲李渊居住的地方。

当时的李建成和李渊身边根本没有多少士兵,也没有任何的准备,所以才会让李世民可以轻易得手。

光杀掉了李建成,不控制住李渊,事情又怎么可能进行的如此顺利?要知道任何一个当权者,都不会允许身边有这么大的威胁存在,哪怕他是自己的儿子。

历史总是会美化胜利者,因为凡是不如意的,必将被君王们刻意抹去。

比如春秋末期的吴国大夫伍子胥,《吴越春秋》中讲了一个故事,是伍子胥在被楚国士兵通缉的时候,在一个渡口,被一个渔夫所救。

渔夫将他安全的送到对岸芦苇荡之后,看到他饥肠辘辘的样子,心中不忍,于是想给他准备一些饭食。

结果伍子胥怀疑他的离去很可能是报信以及领取赏金,所以在渔夫喊自己很久之后才从藏身地走了出来。

心善的渔夫很是生气,伍子胥见状挽回:“你都救了我的命,我怎会怀疑你?”然后要把自己价值百金的家传宝剑,送给渔夫做救命谢礼。

高义的渔夫听后回答道:“楚王出了高额的赏金来捉拿你,我都不动心,何况是把区区百金的宝剑,我救你只是因为同情伍家的遭遇”。

听完这番话,伍子胥收起了自己的宝剑,向老渔夫鞠躬道谢。道完谢的伍子胥叮嘱让他不要将自己的行踪泄露出去。

渔夫说:“你这样的不信任我,我只好以死明志了。”说完,撑着自己的渔船,自沉江底,以死明志。

是不是很奇怪?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春秋尚礼,颇有豪侠的古风,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

但是为了素不相识的人,就因为同情对方的遭遇,被对方多叮嘱了两句,然后为了成全忠义,投江自杀。

可能吗?合理吗?是事实吗?

暂且不论士大夫之间的高义和士为知己者死,一个平民百姓也有如此的觉悟?

而且为什么《吴越春秋》要反反复复地提到宝剑呢?伍子胥逃走时没有带钱,身上也没有财物,那么后报是否可以?为什么要将唯一的武器,送给别人呢?

要知道睚眦必报的伍子胥可是挖开了连楚平王的陵,拿着皮鞭朝着尸体发泄,这样的人,会在逃命时把身上唯一的宝剑送人?不荒谬吗?

吴越是春秋时代宝剑的兴起之国,民人好剑勇斗,风气长久不衰。它的赐赏与赠与时常具有特殊意义,绝不可能轻易送给他人。

所以伍子胥的赠剑并不符合情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或许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明示。

其实伍子胥与渔夫的故事,应该还有另一个历史版本,只是撰写《吴越春秋》的赵晔没有明说而已,那几乎是人性之恶的体现。

就如同三国演义小说中,曹操错杀其义父吕伯奢一家时,高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这种掩耳盗铃如出一辙。

面对徐天骄这样的大boss,方享的出手狠辣之极,短剑带着一种尖锐的破空声,直指对方的咽喉,残影之下短剑快若闪电。

然而在短剑距离徐天骄只有几厘米的时候,被他的触须直接按住,寸步难进。下一刻,一把镶满了宝石的长剑,扫向了方享的头颅。

在时空加速之下,方享轻松地低头,躲避了过去,然后大力抽出了短剑,再一次刺向了徐天骄的胸口。

徐天骄的外貌已经大变样了,他满脸都是那种紫黑色的皱纹,眼睛变得鲜红如血,身体也接近于紫黑色。

他的左手已经完全变成了章鱼的触须,竟然有五根那么多,几乎周身都在保护之下,任何偷袭过来的武器都很轻易的化解。

而他的右手完好如初,手里握着一把宝石长剑,凶猛无比的砍向方享,双方激烈地拼斗在了一起。

两个人从街道上跳到了屋顶,在飞檐走壁中不断地攻击着对方。双方的身影根本就不是人眼所能捕捉到的。

如果说方享是在开时空加速的状态,那么徐天骄同样拥有神秘莫测的速度,他的反应和战斗意识,与方享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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