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邻村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善人,是个地主老太婆。去世已久。

1942年初冬的一个傍晚,城关镇传出了密集的枪炮声。一直到了后半夜,枪炮声才渐渐平息了下来。

那里有日伪在附近十里八乡最大的一个据点。

老太太完全没有了睡意,自从她的两个儿子先后参加了抗日队伍后,听到枪炮声就有些心神不宁。

村里传来狗吠声,接着,“笃笃笃”,窗户上传来敲击声。

“是杜大娘吗?我们是李伯友同志的战友小刘,十几个人,可以进来休息一下吗?”一个熟悉的浑厚低沉的声音透过窗户纸传了进来。

老太太摸索着点上煤油灯,开了大门,让十几个人进了屋子,叫起家里的长工老王,生火做饭,十几个人草草吃些东西,就东倒西歪地在地上睡着了。客厅木地板不泛凉,就没有必要铺些稻草了。

天还没有大亮,村口先是传来连续的狗吠声。接着有人猛敲厚重的木头大门:“开门!开门!”

“不好,刘营长,可能是日本鬼子追上来了。”

的确,昨夜的战斗,虽然摧毁了日伪的城关镇据点,但是,十几里外的援军肯定会在天亮后进行报复。

老太太拉开门闩,立刻有皇协军冲了进来,然后进来的是穿鬼子制服的十几个日本兵。

“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的八路。但是,有十几个人吃饭后的现场。”一个伪军过来报告。

“这是怎么回事儿?”日本军官逼问老太太。

“昨天是老头子三周年忌日,来了十几个亲戚,吃完饭走了以后,我也懒得拾掇,就放在了那里。”老太太脸上从容淡定,却也露出沉重的悲伤。

那个日本军官看了看忙着拾掇碗筷的长工,摆出了一个撤退的手势。

老太太是这一带出名的善人和地主。她的丈夫作为保长,既要给国民政府交国税,又要应付皇协军日本人的搜刮,左右难以逢源,最后竟然被一次路过的号称抗日的土匪队伍的首领开枪打死了——他实在没有再多的粮食交给他们。

即便如此,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村里有揭不开锅的穷苦人,往往会在凌晨发现院子里有一袋子小米,或者一包干粮。大家心照不宣。

这座大院日渐空旷起来。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抗日队伍。后来一个在东北工作,一个去了台湾。陪伴她的只有那个老实巴交像是哑巴一样的长工。解放后,他们的土地也分给了各家农户,房子成了村里的小学,东厢房南头住着长工,照看着小脚老太太,他们按时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文革伊始,外来的红卫兵闯进了学校,把老太太戴上了地主反革命的纸帽子。虽然村里人很多出来为老太太鸣不平,说她是善人,并且曾经救过十几个八路军战士,可是,在红色浪潮中,这些辩解显得苍白无力。再说,救过十几个八路军,谁证明?怎么救的呢?老人经不起折磨和轮番批斗,终于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吞砒霜自杀了……

学校的夏天中午要求学生睡午觉,可是生来好动的我却躺在狗皮垫子上怎么也睡不着。我想起前几天打猪草时候发现一颗野生西瓜,那个西瓜快要熟了吧?于是,悄悄地爬起来,溜出了校门,向野地里走去。

当我抱着西瓜回来的时候,正好遇到校长出来敲起床钟——手表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没有的。

于是,再一次被校长带到他的卧室,写检查。卧室外边是老师们的办公室,过去是地主家的会客厅。而卧室是地主夫妇的卧室。

写检查的纸无意中飘落地上,我钻到桌子下去捡,可是奇怪的是那纸张却在地上飘动,好像有人从地下吹气的样子。我仔细观察,发现地上竟然有条缝隙,虽然它很不明显。好奇心驱使,我用桌子上的一个改锥插到缝隙里,掀开了一个正方形地板,下边是黑乎乎的洞口,有微弱的凉风扑面而来。

我摸索着顺着一个木梯下行,并且盖上了盖子。洞里乌黑一片。我摸索着,摸到了蜡烛和火柴,点上,举过头顶,很快,我可以直立行走了,洞有一米左右宽,高有接近两米,两侧还有房间,堆放着杂七杂八的东西。

恐惧,加快了我的步伐,也想尽快探个究竟,找到洞的出口。果然,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前边出现了微弱的光亮。我推开了一扇重重的糊满泥巴甚至上边还长着草的木门,眼前是村东头那条大河的波浪在眼前闪耀!

我侧身钻出洞口,沿着河堤下到洁白的沙滩上,被老师批评和写检查的羞耻感一扫而光,暖暖的太阳晒在身上,我竟然迷迷糊糊睡着了……

朦胧中,我听到有人呼喊我的名字,而且人越来越多。原来校长发现那个皮孩子莫名失踪,惊出了一身冷汗,于是,发动全校学生出来寻找。

我的“探索发现”惊动了上层,几辆车子卷起黄土飞奔而来,据说是文物部门。他们最后下结论说,这座建筑物虽然是晚清翻建的,但是这个地道和里边的残留物证明,它的存在是在明末时期。

同时人们也知道了一个秘密:当年十几个八路军战士,就是从这个地道逃离险境的,而地道是房屋主人们永远保守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