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开了快11年的福美来二代,最近不断出现小故障,虽然只跑了十万公里:先是档杆坏了,找不到档位,幸亏开到了楼下,有个修理厂;再是前轮抱死,磨得刹车盘发出焦糊的味道;这几天又出现了停车后风扇轰鸣不停,需要反复切换电源才能打住……于是,修,修,修,最后我干脆不开车了,骑自行车上班:带着鸭舌帽,蒙着蓝色面巾,漏出两只眼,简直一个江洋大盗。虽然上坡的艰辛只有骑车人才能体味,但是下坡的快感和看到长长的车辆堵在路上的幸灾乐祸,也只有我体会的最到位,就差点儿呵呵发笑了。至于安全,好在现在有了路边宽阔的人行道,没有自行车道,也很适合自行车安全通过。

地铁二号线通车了,我发现开车的人少了,马路通畅了,于是周三开出来私家车,离开了18万的地下停车位。没有想到的是,堵车!大堵车!原来为了明年的上海经合组织峰会,城市形象大提升,包括主干道的路面铺装、护栏更换等等,搞得我不知道怎么去上班了,累!

把妻子送到丈母娘那儿值夜班回来,刚洗了个澡,发现儿子呼叫父母视频。于是穿上内衣,跟儿子聊天。这小子虽然文化课不咋地,最后走了艺术之路混入了大学本科,但是最近特别喜欢图书馆看书,并且每天都有收获的样子。视频里的他问我自己像不像一个总经理。我点头。小伙子穿着棉衣开着空调,摇晃着手里的在读书籍,建议父亲也看看当代的书,而不是五百年前甚至一二千年前的书。继而又摇头:“算了算了,你看不进去的。为什么累?骑自行车累,不是工作累!建议你坐班车吧,回头把我的耳机送你,听着音乐,多好。骑个自行车,自以为锻炼身体,人家同事私下好说了,看啊,都快神经了,这把年纪还骑车上班,这么冷的天。”“人家住的近啊。”“近什么近!他在李11公里外住!”儿子的一段单口相声把老我的要强的心灵触动了。

我要好,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就怕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儿说了什么错话而影响自己的形象,就怕人家背后说自己哪儿哪儿不好。但是,喝酒了就是个例外。所以,几次醉酒之后的后悔,折磨的他难过好多天。要好的我,被几次酒后的“醉行”敲打的支离破碎。

于是,为了摆脱“神经病”的形象危机,我决定坐班车:7:40从家里出来,五分多钟就到了班车点,远远地看到自己小区的两个老大哥在等班车。打个招呼,点根烟,聊些最近熟悉的人事变化和事情,八点多一点,班车来了。上了班车,我还发现一个熟悉的小伙子,却没有过去跟他坐在一起。如今的我所在单位,鱼目混珠,家口很大。我记得很清楚,当年自己来这个单位,只有不到百人,如今几千人的大单位,有公务员,有事业编制,有外派劳务,有自有劳务,集团公司,投资公司……就在昨天,大微信群一个月薪1700的工龄四年的防火队员直接一把手,要求兑现承诺,并且说些自己这个团队出生入死扑灭山火的惨痛经历。一把手电话信息中心主任:“删不掉?那就赶快发内容把他顶得看不见。”禁百姓之口,从上到下啊。就连我看到319变的帖子,都不敢随意转发给朋友,更何况朋友圈了。

好久没走海尔路了。如今的中海国际城,也成了个大站,班车地铁公交,车水马龙。而路边的曾经的小村落随着摩天高楼的雄起而消失,有过我单身时候的多处宿舍:2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第一处宿舍,是我和同学猴子、老大、老高、老李等七八个人的一处三间平房。老高老李是郊区的,老婆孩子在家里,他们星期天回去家人团聚,平时在此小住。只是这个宿舍随着我的工作变动而立刻更换,住了不到半年。单位驻地的崂山宾馆的工程部经理,我的老乡于哥发现我天天顶风冒雨上下班,心生恻隐之心,找到后勤部希望给小老乡调个床铺,那家伙拉了拉老花镜,从上边盯着老于和我:“就怕一窝小鸡抓进个陌生的,鸡窝里不安宁啊。”这形容,真叫我和老于大开眼界。最后,我还是住进了六个人的上下铺宾馆宿舍,冬有暖气,夏有风扇,并且认识了至今还来往的朋友冰,以及栾。至于那个深夜唱高音的董蔚,一直就尿不到一个壶里。

我们的单位是租借宾馆的一个三层小楼,我毕业后在下边公司工作了27天就被借调到机关资源处搞“八五”规划。其实单位也有一个单身宿舍,四个人,我觊觎已久,终于等到了一个老大哥结婚搬走,我找到了办公室主任庞训,庞主任很痛快地答应了。我兴高采烈地从宾馆的职工宿舍搬了进来,和于章、李尚、郭波成了室友。虽然一年后的我被安排到了基层锻炼,但是宿舍没有变更,并且冬天我还欣喜地发现床底下传出了苹果的香味。“别跟别人说,是我的意思。”计财处张处长腆着个大肚子,轻启厚厚的嘴唇小声告诉他。我苹果没开封,送给了老乡于哥——感恩图报,是我的优点之一。

后来单位收并了国营林场,就搬到了林场的林工商公司办公,单身宿舍也随之搬去。因为人员紧张,我又不是机关干部而是基层干部,只能住在基层单位大山里的索道站或者自己租房子住单身。这个时候,一起毕业来的伟哥结婚了,搬离了一处二十平米的小厢房。一个月30元的房租,加之房东老太太和七儿子都挺好,我就搬了进去,一张床,一张三屉桌,一把靠背木头椅,都是单位的,也没有人计较。可是,到了冬天,又阴冷又潮湿的不向阳的宿舍实在待不住,同事爱军送来一个火炉子,我买了几节白铁皮烟囱,上山摘了点儿松球,用一个破旧的黄帆布大旅行包从单位大煤堆里挖了煤块,在于章的帮助下用自行车驮了回来。

单位虽然搬出了崂山宾馆,但是修建公司、工商局、市场服务中心等还在那个楼里办公。索道站站长李东跟修建公司总经理王武商量,借用一间办公室做公关用,人家痛快答应,我和苟河的办事处就成立了。我又把家当搬了过来。“办事处不能当宿舍。”负责公关的老苟不同意。“老苟你也单身过,你说你叫我住哪儿好?!更何况人家修建公司也同意了。”当年的我也年轻气盛。“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们这些臭大学生就是毛病多。”关于大学生的名声坏就坏在老大身上,这个每次酒后展望未来都是三十五岁起码到副局的有抱负的青年,某一次跟单位一把手拍了桌子,被冠以“刘大学”的称谓。

“我就定了住里边了,你能怎么地?!”我不依不饶。

“看看我这块表,就是89年平息你们的立功奖励!”老苟右手拉了一下衣袖,用右手中指和食指并在一起点点手表的表壳,然后说:“要是年我在北京见了你,你就是我们镇压的对象!”

“如果我去北京见了你,一定把你吊在天桥上烧了!”我不依不饶。

“我就不信你俩能打起来。”坐在一边的李站长着小眼睛竟然露出了微笑。

老苟双膀一晃,将军大衣抖落在沙发上,握紧拳头,作出要进攻的架势。说时迟那时快,我毫不含糊来了一个先发制人,一拳飞出,捣在了老苟的眼窝。老苟惯性地去保护眼睛,却没想到我的拳头之快,简直就是江湖无影拳啊。李站长见势不妙,腾地站了起来,开始拉架,连推带搡把老苟赶了出去,又开始批评我:“你真厉害!还能当着我的面打架……”

有同事问我老苟的眼睛咋成了熊猫眼啊?啥时候的事儿这是。我摇头。但是,宾馆的办事处成了我的单身宿舍兼公关部办事处,老苟去服务班当班长去了。当然,办事处的智能弱化,我还是要进山上班的,这里就成了宿舍了,中午经理的司机林明过来午休,总是弄得我的房间弥漫着臭脚丫子味儿,害得我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开窗通风。

可惜好景不长,市场中心撤了,工商局合并到区局了,修建公司也搬离了宾馆,我又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了。经过同事介绍,搬到了一个平房厕所顶上的二层五六平米的小屋子,冬冷夏热,还臭气熏天。除了床、桌子、煤气罐和单体炉头,没有落脚之地了。但是便宜了十元钱一个月。后来听说同学张洪亮、猴子、老大合租了一处厢房,我就拉着自己的全部家当过去合伙,四个人相继结婚,我于1995年春天搬到了未来的婚房——一个30平不到的二层楼的一个房间,儿子次年在此出生。

班车到站,溜达十分钟走到单位。集团的小曲一直和我一起。这小伙子认识我的几个朋友,他们一个村的。话里话外,略显亲切。如今的社会,变化之快,令人吃惊——他们的旧村改造结束,都搬进了摩天高楼居住,原来我熟悉的小村子,早就没有了任何的痕迹,包括朋友家的那棵广玉兰,也不知道被挪到了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