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母亲节,既是阴历四月初八的浴佛节,又是护士节,还是汶川地震11周年祭。1969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50岁了,而33岁生我的母亲,按照老家的说法84岁了。

随着父亲的去世和自己年龄的增长,母亲越来越成为我的牵挂:清明节回去住了两天,五一又回去住了两天,说好端午节回去,于是母亲在电话里说自己天天看月份牌,还有25天过端午。我祝她母亲节快乐,她说咱这里不兴这个,不过节。又说起我在院子里种下的各种果树蔬菜,她如数家珍:青椒都活了,而且开花了,樱桃马上就要熟了,那棵蓝莓结了不少,但是那两棵桑葚估计只能活一棵……

说起将来自己不能动弹了以后的养老问题,她存在各种顾虑,四个子女似乎都不能照顾她。我劝慰说,到时候再说,大不了咱多出点儿钱在村里雇一个人伺候你,你不想去养老院就不去,钱的问题我来解决,你放心,即便你有我一个儿子,也不会不管你的。

大哥大嫂十多年不跟父母来往不探望父母,大姐瘫痪在床不能自理,二姐在父亲去世后提出姊妹轮着养老——要知道,父亲在世的时候她可是大包大揽从不让我们介入养老的,当然父亲每月退休金临近去世时候到了六七千元,本来应该有的至少二十万积蓄也没有了,“吃了喝了”,母亲和二姐都这么说,而我从父亲的记账本知道,他给二姐买了两份保险,应该接近二十万元。

11年前,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和糖尿病,我和大哥商量在嫂子工作的镇医院找了两间房屋装修了一下,跟大哥做邻居,这样父母就可以得到很好地照顾。可是,二姐三天两头来,姑嫂矛盾日渐计划,导致嫂子和二姐武力相向,二姐拿起了菜刀——最后,父母又搬回了老家的村子,与哥嫂断绝了往来。我曾经多次努力从中说和,可是母亲坚决反对大哥进门,否则我也被关在门外。真不知道,一家人彼此伤害至深如此。

大姐是在父亲去世那年出车祸致残的。之前她也说过自己软弱,没能力照顾二老,二姐照顾好老人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包括我,偶尔给二姐个红包,算是远离父母不能尽孝的一点补偿。可是没有想到,等父亲病重住院需要手术的时候,他竟然说等一等,后来我才知道,他没有钱,需要回去攒几个月的工资……贪婪的二姐在父亲去世后,便对母亲开始各种疏远冷淡,而借口竟然是我对她贪婪的污蔑,而父亲的记账本说的非常清楚,包括给我妻子的信:这几年攒了几个钱,可是都在二女儿那里,却没有证据,要回来吧,他们不应定给,打官司呢,也似乎不像那么回事儿……我敢说,父亲的晚年开始糊涂了许多,在二姐的“细心照料下”,更是跟洗脑一样的糊涂,却没有把母亲——自己老伴儿的后事考虑周到,说道明白,因为他很自信自己能活90周岁以上,同时罗列出二女儿的年纪,每年交的保险,以及二女儿何时拿到多少养老金,跟城里人一样的计划。

中午,去岳母家,妻子老家的四舅母也来了。大家济济一堂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接着就是各种牢骚。妻子慷慨激昂,我也认可这种发泄或许真的有些好处对于她的身体,可是呢,我总觉得家务事儿没有很好的解决方式,包找大哥谈母亲的养老问题等等。

五一回去,母亲有想法把老家房子卖了,约七八万元,加上存款其实也就是父亲的抚恤金三万元,都给二姐,然后去二姐村买个小房子住。我说万一二姐不稀罕你这几个钱儿呢?以后变卦呢?你给她我没意见,我父亲那么多的存款不是也没有了吗?我真的不在乎,只要她能对你好。所以我建议母亲给她钱要一点点给,自己手里一定要把住养老钱,这个房子最好不要卖,如果卖,就卖给我吧。看到我不高兴卖房子,母亲说只是一个想法,但是,妻子总感觉母亲和二姐一直在动脑子玩弄权谋,对自己的家人,我不置可否。

昨天随车队陪同观摩三个乡村振兴示范点,前驱车,后卫车,中间六辆中巴,可谓浩浩荡荡。每一个路口都有专人值守,或警察,或协警,给车队同行提供方便。我坐的车子的司机是老同志了,曾经给前任当过小车司机,他说,过去的信号灯都是咱可以操控的,一路绿灯,还有警车开道,如今操控权收到市里去了。前书记被判无期,司机还是司机。

产业处长见了我说替我找政工处长了,我摇头说了一句干人事的不做人事儿,没办法。我们说的是关于我的职务,推来搡去,踢来踢去,就是证明我的职务不是科级。即便我的任命文件在那里明摆着。由他去吧,生活的全部,丰富多彩,不要仅仅盯着不顺心的或者是太顺心的,恰如那句生活除了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一个50岁还有十年退休的我,还是苟且地吟哦诗句,快乐地奔向远方吧,有些事情,像家务事儿,工作的事儿,说不清就不说了,letitbe!

熟悉的几个社区跟我聊天,期待我能有所进步,我想起复旦大学教授的“朋友无用论”,带有功利心去结交朋友,的确有些无耻,但是现实中就是这么个现实,谁似乎也难免落于俗套。

这些天因为感冒,总是早早上床休息。睡不着觉,就胡思乱想:明年妻子退休,买一套她喜欢的带院子的别墅,把母亲接来……翻来覆去,总是离不开母亲的养老问题,又要顾及妻子的感受。

生活的痛苦有时候不仅仅是欲望,还有自己的无能。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