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这些年,接触过很多来自国内外的各种人物,跟他们打交道,也算是开了眼界。

第一次接触的客户是美国的贝隆集团董事长约翰及其弟弟威廉,我是陪着邢总一起去的北京,跟我们外联局的几个同事汇合后,再去见的客人。外联局局长沈冰,五十岁左右的样子,油亮的大白脑门,稀疏的长发向后脑勺集中,很有艺术家风范,他风趣幽默,博古通今,古道热肠。(很可惜,2000年他突然因病去世。我去殡仪馆参加完他的告别仪式,看看时间,是10:14)。

那是我第一次在五星级的北京国际饭店的顶楼自助餐厅吃早餐,也是第一次在北京吃的最奢侈豪华的晚宴。邢总的朋友遍天下,包括北京。后来的每次出差,我几乎都是住在了邢总朋友的宾馆赵家楼饭店。虽然有些陈旧,但是很有安全感,餐厅就餐、房间的电话,人家从来不跟我计较多少,闲暇之余,附近的京城胡同以及那些空着的大宅子如龙云的故居,我都喜欢一探究竟。

次日,我们去的八达岭长城。前边引导车竟然是甲a牌照的军吉普,也就是传说中可以在长安街闯红灯、随意掉头的卫戍区的车。到了山区,积雪较厚,车辆走走停停,而前边的军车大有单打独斗的样子,不见了影踪。还好,我们不久就追上了停在路边等待我们的它和司机。邢总叫我上了引导车,嘱咐我慢点,照顾一下后边的车辆。

司机一身戎装,满口京片儿,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边开车边嘟囔着脏话。前边路段只容许一辆车次依次通过,也有交警在两头指挥。这边交警示意我们车子停下,看到我们的车牌却又有些自感动作多余。对面过来一辆小车,小心翼翼下坡,没想到我的车的司机挺都不停,直接迎头而上,对面车子向我们晃了几下大灯,还按了喇叭,可是到了跟前,我坐的车子一点停的意思没有,按喇叭,晃大灯,一往无前。对面的车子估计也知道这车牌的厉害,一把方向钻到了路边的积雪地里停下了,然后,我们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跟了上来。“不草他娘他就不叫你爹。”司机胜利地来了一口令我汗颜的京骂。

一路下来,邢总可谓是煞费苦心地想引入美国这家财团公司的度假项目。那辆车,我猜测是邢总的朋友也是我们的一个老乡的座驾。他在年轻的时候在京城当兵,负责杨姓首长的保卫工作。文革期间,有红卫兵闯入杨宅想带走他进行批斗,我们的这个老乡深爱自己的首长,也知道很多被批斗老干部的惨死结局,于是跟红卫兵小将们据理力争,继而发展为拳脚相向,最后寡不敌众的他操起步枪展开不计后果的射击。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他千里迢迢逃回老家,当起了农民。知道文革结束,首长平反恢复工作后,想起自己的这个战士,便派人去他的家乡访寻。当他看到地头停下一辆绿吉普,下来几个军人说要找他,他误以为是来抓他的,拔腿就跑,只可惜如今他也不是二十岁的小伙子的体能了,被人很快追上去,并告诉他是首长叫他们来接他回北京的。

为人正直善良,是我们一直推崇的做人准则。但是,这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律作为保障。无数次,我们的法律被践踏被篡改,从而消灭了太多善良正直的人。

后来陆续跟贝隆集团的威廉及其他成员反复接触多多次,也耗费了很长时间,可惜,他们的项目就是难以落地:他们坚持要在经营项目上,尤其是海岛上的娱乐项目有博彩业,并且坚持写在营业范围内。我们再三强调中国法律不允许赌博,更不能写在法律文书上,这叫公然的挑衅。他坚持说你们中国的赌博点有好多,老虎机、饺子机、麻将、扑克不一而足,为什么我就不能引入我们拉斯维加斯的赌博娱乐项目呢?既然引入,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地写入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呢?邢总也最后亮出底牌:你方想经营的项目,我们尽力协助保障,但是不能写入法律文书。

至此,该项目搁置不前。

但是,双方人员仍互相往来,且日渐熟络,大有一家亲的感觉:某日晚饭后,我独自在家看护二岁的娃儿,妻子在单位值班。邢总电话后很快来到我家,帮我看娃,我为他女儿翻译了相关材料,大体是出国留学,隐约与贝隆公司的成员有些关联,在推荐人、保证方等处。而我也听说,邢总联系了某国资公司,就废旧矿井再利用与贝隆公司在接洽,且合作十分顺利。

春末夏初的某日,邢总安排我带司机去潍坊接威廉。到了阳山宾馆,吃了午饭,我同他一起拖着大号行李箱出来上车。司机想当然出大门左拐入回滨海的主路,后排座的威廉大呼“no!no!no!”

于是,在他的指挥下,我们绕了一个圈,来到了宾馆附近的一个偏僻地方,一个女孩子站在一个行李箱附近。

上车后得知,小女孩姓边,从二人上车后的亲密关系可以看出,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中途车子的空调坏了,车内气温飙升,人高马大的威廉就有些烦躁起来。中途提出路边小解,没有正形的司机从观后镜偷窥后告诉我:“老外那家伙真的好大啊!”

傍晚,我们抵达老白大酒店,威廉和陈小姐住在一个房间。他问我哪里有美容美发的?他要陈小姐漂亮一些,参加晚上的晚宴。作为大老爷们的我,正好去年结婚在酒店对面的维尔利做过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面膜,还是跟妻子的新娘妆沾的光。

于是,我推荐对面不远的美容店。他叫我带着陈小姐过去。当我刚出酒店不远,就听到背后威廉的呼叫声:“stop!mrliu!”原来,他怕我不懂如何美化一个女人,不放心,只有亲自出马了。而我倒是怀疑他拐跑了他的女朋友。

晚宴安排在黄金海岸大酒店,曾经的石峰宾馆。原来今晚是威廉的生日,我按邢总的指示去某蛋糕房取了一个大蛋糕,由他的司机送我去酒店。但凡单位司机,大都个个是大爷。他们不参加这些宴会活动,只是几个凑在一起单独吃些便饭——当然,档次往往也不低。然后,就从吧台每人提取一二百甚至三四百的所谓误餐补贴,这个是根据领导的接待标准来的。有的高级领导如区委书记、区长的司机,拉着领导往往一个晚上赶场三四个饭局,往往就有三四次的工作餐提取,所以,给领导当个小车司机,是很令人眼热的,并且“一个司机半个儿”,领导往往不但提拔自己的秘书,也提拔自己的司机。至于外快,就不得不提修车、保养、加油等一系列的回扣和好处了——一辆公车的一年费用,往往是私家车的好多倍,甚至达到了数目惊人的地步。

邢总的司机也算是我当年的老同事了,给邢总开车也是最近的事情。因为原来的司机参与了一次打架斗殴,影响极为恶劣。再后来,他酒后开警车去洗脚房洗脚,拉着警笛,被群众举报,开除公职。碍于面子,他去了我们下属的一个改制的公司,他又因为股份和分红和法人老于干了起来,甚至威胁要卸掉老于的胳膊大腿啥的。老于对他早有防备,悄悄地录音作为证据并报警,于是,他得到了高于自己投资额若干倍的股份,成了一个社会人员。

某日在街头遇到他,他的光脑壳上多了几道长长的疤痕。他告诉我,主要业务是催债。再深入聊天得知,他离婚了,女儿,那个漂亮可爱、非常懂事的小女孩跟了女方,他二婚后生了一个儿子。朋友告诉我,某日在派出所遇到他去领自己的老婆,老婆原来是干这个的——朋友比划了一个用镊子夹东西的动作。

现在的司机总是给人一种很阴险的样子,两只眼睛总是着,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他的窗户总是半掩着,看不到他的心灵。他的嘴巴总是牢骚满腹,包括对我的工作,似乎我没资格陪邢总和客人上席,或者一起坐飞机出差等等。总之,就是嫉妒。所以,当我那次竞争上岗面试前他“主动”叫住我并且告诉我纪委在查我嫖娼,搞得我面试很狼狈。我怀疑是他匿名写信诬告我的。国人大都把幸福建立在和身边人的比较上,你没有,我有就是幸福,你有,我也有,这不叫幸福。你有,我必须有而且比你有的多或者好,我才感到幸福。“看热闹不怕事大,望人穷盼你早死”——似乎别人丢了十元钱,就相当于他兜里多了十元一样,别人出事儿了倒霉了,他反而幸灾乐祸,别人不行去世的悲伤白事儿,对他来说就是喜事儿。

夜色朦胧,车辆不多,可是,车子突然一个急拐,抱着大蛋糕的我一个猛烈晃动。透明的外壳里的蛋糕歪斜到了一边,像一堆牛粪。我本能地指责司机:“你这是故意要给我难看啊?!”他尴尬地解释说有一只猫或者其他的小动物刚才从车前跑过去。

事已至此,我只能跟邢总实话实说,再次返回蛋糕店立刻赶制同样的蛋糕。

晚宴很多相关部门领导参加。威廉坐在邢总右首。他因为年轻时候的一次严重教训,戒酒多年,但是今晚特别高兴,主动要求我们喝多少啤酒,他喝多少可乐。殊不知,我们能一个人喝五六瓶啤酒也就是二十多高脚杯,他却喝不下同样数量的可乐,即便他人高马大,即便他大腹便便,即便他美人相伴,即便他有英雄气概。他时不时地站起来运动一下,便于食物和可乐在肚子里再下行一些,腾出点儿空间,以表示出自己的诚意。其实,这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酒席桌上众多的笑料和故事中的一个而已。

一个月后,陈小姐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这叫我想起中国的一句俗话:要想会,就跟师傅睡。难免司机们和同事偶尔和我聊起老外和小陈来,我尽可能保持沉默,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从正面说些诸如小陈是威廉的翻译,英语水平很厉害等等,可是,突然某日,陈小姐打电话质问我为何背后议论她如何如何,态度极不友好。我有口莫辩,但是,我立刻想到了邢总司机的阴险离间和嫉妒,这是他的一贯手法,也只有他能够有机会儿接触到小陈。

威廉这次来入住的惠文大酒店。我晚上和邢总陪他吃过饭,他情绪很低落,告诉我们明天要回北京,叫我给订一张机票。次日,我定好机票送来,他看过之后竟然暴跳如雷:我要去上海,你却给我买了飞北京的票?!我百口莫辩的同时,明白了这是陈小姐给我的一个下马威。

好长时间,邢总没有叫我再次参加有威廉和小陈的一切活动。他也纳闷:你怎么连北京、上海的机票都搞不清楚呢?我没有解释。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左右,威廉的侄子乔治来了,住在黄金海岸大酒店。邢总安排我去接他到景区游览一天,我好奇地发现他竟然和陈小姐住在一个房间,而且很有爱心地细细地摘掉陈小姐羽绒服上钻出来的众多的鸭绒——原来外套是他买来送陈小姐的礼物。陈小姐对我依然泰然自若,我行我素,而且我听说他的弟弟已经去了那个国资矿产公司上班去了,很好,一个家庭的命运的改变,有太多的方式,恰如官场或职场上的升迁争斗,大有江湖秘笈的那套样子。金钱和权利,永远像魔力四射的“骨头”,引来众多“狗”们斗智斗勇甚至毫无廉耻的各种争斗。

博兴公司上海办公室的邓先生,活生生的一个“买办”的形象,五十岁左右的样子,戴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我一直没有发现他的过人之处,无论是外语水平还是对中国相关投资政策的了解,但是,他闷头大快朵颐的形象很是叫我难以把他和上海人联系到一起。他的女儿应该是个大学新生,很有上海阁子间女孩的矜持,和她的爸爸形成鲜明的对比。

周末,邢总安排我单独陪邓先生去景区游览。我假公济私地带上了自己的母亲。她在给我看孩子,很辛苦。中午,在酒店点了很多时令海鲜,邓先生吃的手忙脚乱,却也不忘在我母亲面前啧啧称赞我的优秀。这叫母亲很高兴。当然,那个时候吃放都是签单的,公款消费,母亲第一次跟我吃了那么丰盛的一次海鲜盛宴,却又要忙活着照顾孙子。

那个时期,大多数干部除了早晨起来是清醒的,中午以后,大都是一塌糊涂,喝酒的场合太多了。所以,大多数人的日子,过得也是一塌糊涂,甚至有稀里糊涂一场酒后就永远睡了过去的,非常可惜。现在的八规,真真省下了很多接待费用,并且保护了很多领导干部的身体健康,可谓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