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厅。

听到门外传来的脚步声,范仲淹连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踱步来到门口。

“见过相爷。”

看到寇准后,范仲淹毕恭毕敬的行了一个揖礼。

他这么上赶着,不是为了巴结,而是因为尊重。

历经三朝的老臣,值得被尊重。

“范管勾,无需如此客气。”

寇准爽朗一笑,扶起了范仲淹。

“来,坐下说话。”

少顷,两人依次落座,眼见范仲淹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寇准笑了笑,直言道。

“范管勾可是心有疑惑?”

“下官确是一惑。”

范仲淹犹豫片刻道:“下官和相爷素未谋面,不知相爷为何举荐下官。”

“此乃官家之意。”

此话一出,范仲淹心中一震。

官家如此厚恩于己,一时间,他当真不知该如何回报。

大概只有粉身以报,才能报了这浩荡皇恩。

另一边,寇准并不知道范仲淹的内心活动,依旧自顾自的说道。

“今日招你过来,一来是本相想见一见你,满足一下好奇心,二嘛,也是跟你的新差遣有关。”

“此前,学制更易的试点,一直是你在座。”

“你的那份札子,我看过了,官家也看了。”

“其中,部分还有待商榷。”

“当然,三级学制的建议,殊为不错。”

所谓的三级学制,即县学、州学、太学三级,县学优异者可晋升州学,州学优异者可入太学。

太学,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历史极为悠久,是国家最高学府。

但宋朝立国后,太学的发展速度很是缓慢,且也有着严格的入学限制,唯有七品以上的官员子弟方能入学。

这等严进宽出的规则,无疑让太学成了权贵子弟的温床。

像范仲淹这样寒门出身的学子,几乎没有入读太学的资格。

因此,范仲淹札子中的‘太学’并不是现在的太学,而是不问门第,只问德行才学的太学。

唯有打破阶级垄断,才能盘活太学,让太学真正的名副其实。

毫无疑问,范仲淹的建议,侵害了不少朝中权贵。

然而,有寇准在上面压着,谁敢炸毛?

如果寇准压不住,还有官家做后盾。

因此,即便很多人对此有所非议,也得忍着。

三级学制的框架,基本上就这么定了下来,即使某些细节不太一样,可基本框架还是范仲淹提出的同款。

另外,三级学制,不止是单纯代指县学——州学——太学三级制,同样也是指学校内部的三级制度。

其大体框架和王安石变法时期的三舍法类似。

即,学校内部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依据年限和考试成绩,学生可依次从外舍,上升至内舍、上舍。

比如,县学上舍中的优异学子,可以晋升州学,同理,州学上舍中的优异者可晋升太学。

而太学上舍就厉害了,符合一定条件,可以直接授官。

当然,授官的品阶会略低于进士科。

“你上任之后,主要就是负责这一块。”

“不过。”

说着,寇准语气微顿。

“有一点,我需要事先提醒你一二。”

“县学、州学、太学的重建,是重中之重,官家很是重视此事。”

“待你上任之后,怕是少不了要去地方巡视。”

听到这话,范仲淹立刻站起身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职责所在,下官甘之若饴!”

“不。”

谁知,寇准却是摇了摇头。

“你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希文。”

“你可知朝中嫉妒你,厌恶你的人,有多少?”

“此前,太学生限额七十,依照现有的框架,虽然太学生的规模扩大了。”

“但限制同样也放宽了。”

“此后,太学不在是京朝官子弟的特权。”

“你想想,你这么一建议,得罪了多少人?”

“数不胜数!”

“往后,你去了地方,怕是少不了刁难。”

说到这里,寇准的话戛然而止,有一种可能,他是没说的。

如果只是刁难,还是小事。

范仲淹得罪了大宋最有权势的一批人,若是碰到愣一点的,横一点的,人身安全都可能受到威胁。

“谢相公关心。”

“下官行事,只问己心,但求无愧!”

“好!”

闻言,寇准击掌赞道。

“好一个只问己心,但求无愧!”

“老夫终于明白,官家为何屡次在我面前提起你。”

“走。”

“陪老夫喝几杯。”

言罢,寇准拉着范仲淹就往后堂走去。

……

……

……

杭州。

市舶司衙门。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正低着头,心有戚戚的站在丁谓的面前。

“好!”

“好得很啊!”

砰!

丁谓勐地一拍桌子,他是真的没有想到,眼前这个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竟然给了自己一个下马威。

胡则是太宗端拱二年(989)的进士,因为名次不高,他最终只得了一个许田县县尉的差遣。

淳化三年(992),丁谓及第,不同于胡则,丁谓是甲科及第。

彼时,丁谓恰好客居许田县,也正是这时,胡则结识了丁谓。

官场最是现实,虽然此时的胡则已然授官,且还是丁谓的前辈,但人家丁谓是进士科一甲。

胡则拿什么比?

因此,在结识之处,胡则就放低了姿态,不仅好吃好喝的伺候,还送给了丁谓一套银质的酒器。

后来,丁谓也没忘记这位第一个给自己送礼的人。

随着丁谓一路青云平步,胡则也坐上了快班车。

毫不客气的说,胡则能有今天,靠的就是丁谓一路提拔。

结果,在丁谓上任前夕,杭州市舶司衙门却出了事。

北宋时期的市舶司不比南宋,尤其是宋初这会,市舶司衙门并没有特地设置主官。

杭州、明州、广州市舶司主事,通常都是由当地知州兼任。

比如范仲淹的岳叔父李昌龄任广州知州时,就兼任了广州市舶司管事。

众所周知,海贸利润极高,作为市舶司一把手,恐怕很难忍住不伸手。

李昌龄任广州知州时,就没少贪。

同样的,胡则也没能忍住。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如果不在杭州知州的任期内多捞一点,岂不是浪费了这么一个大肥缺?

然而,胡则千算万算,也没算到一点,如日中天的丁谓,竟然会来市舶司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