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事当然要有人干,”乾隆道:“但不能再用这个尚虞备用处的名号了。”

“那你的意思是?”吴波问道。

“它毕竟不是国家法司衙门,却有搜查、捕拿、羁押、问案的权力,说到底就是和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一样的特务机构,拿不到台面儿上来。”

“局面危急时,采用这种办法排除异己,打击政敌收效最快。但国家的政局稳定后,这种法外之权还是越少用越好。”

“当年朱元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曾经下令焚毁锦衣卫的所有刑具,将所押囚犯移交刑部,全部的案件交由三法司审理,锦衣卫就这样被裁撤了。”

“靖难之役之后朱棣夺了天下,出于现实的需要才又恢复了锦衣卫,又设置了东厂,后来朱见深又增设了西厂。”

“以致于法外行权、宦官干政的弊病愈演愈烈,一直伴随着明朝亡了国。”

乾隆喝了一口茶,接着侃侃而谈:“经过九年的努力,咱们的权势和声望与当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再没有谁能撼动咱们了!”

“一边三令五申的让下面的各衙门秉公执法,咱们却在上面视律法为儿戏,这不成。”

“这几年来,已经有几个御史上折子说过这事了,虽然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但无不是一肚子怨气。”

“不把这外名声转变了,你就是办了再多的差事,为国家出了再大的力,也终究落不下好来。”

“所以我想在刑部下面设立一个舆情司,将衙门的匾额堂堂正正的挂出来。”

吴波听明白了,接茬说道:“既然这样,这舆情司就不宜再设在雍和宫,不然终究脱不去粘竿处的影子。”

“你说的对,”乾隆道:“舆情司的差事隐秘又特殊,不能和刑部衙门搅到一起,你留心找一处地方用来做舆情司的衙署。”

吴波道:“既然划归了刑部,这应该是刘统勋的差事了吧?我再插手,怕不合适。”

“刘统勋是个黑脸包公,刚直不阿,秉公断案找他没错,但舆情司的差事他干不了。”乾隆道。

“这事我去和刘延清说,这舆情司还由你来兼管,他不过问。”

“人员和机构上要做一些调整,把对内的力量削减一些,充实到对外事务上去。”

“咱们驻欧洲几个大国的公使馆人员就快启程了,你挑一些机敏干练的人手补到这些人当中去,在外面的力量要逐渐的加强。”

“同样,那些国家驻中国公使馆的人员也快要到了,这些人明面儿上是外交官,暗地里都干着刺探情报,窃取机密的勾当。”

“你是一手执矛,一手拿盾,国外的要进攻,国内的还要防守。”

“这些人披上了外交人员的外衣,做起事来更加方便了,对咱们的渗透也会越发的无孔不入,咱们要把这张网密密实实的织起来!”

“处置这样的事情还要慎之又慎,稍有疏忽就容易引起两国间的纠纷。”

“所以,粘竿处改为舆情司后,你肩上的担子不仅一点儿没轻省,反而比以前更重了。”

“话又说回来,任何时候打击敌人才是最重要的,舆情司是堂堂正正的国家法司衙门,依律法办案,任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该抓的抓,该关的关,该出手时就不要犯嘀咕!把案子办下来,依律法治罪,看谁还有话说?”

“我明白了,”吴波道:“但有一件事我必须先说到明处,粘竿处以前隶属内务府,人员和支出都与吏部、户部没有关系。”

“既然变成了刑部下属的清吏司,就必然要有一些人到吏部记名,然后领正项的俸禄。”

“但粘竿处里这样的人只占少数,多数人是不能见光的,既然不能由吏部出票拟,自然也没有俸禄可领,到时还得由内务府管起来。”

“这是自然,”乾隆道:“你回头拟个名单出来,有多少人可以去吏部记名的,就从内务府划转到刑部去。”

“其他人统都编入内务府七司衙门,仍旧归你掌管。”

乾隆转了话题:“今年在日本那里的活动突然增加了许多,没出什么纰漏吧?”

“大的纰漏没有,”吴波道:“小来小去的有几件,但都抹平了。”

“日本德川幕府虽然闭关锁国,严禁出海,其实派到咱们这里来的细作也不在少数。”

“有很多事情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谁也不会轻易的撕破脸皮。”

“好,”乾隆道:“只要不让他们对明年的行动有所察觉就成。”

“你再让人放出风去,就说俄国在陆上败给了咱们,为了防备他们心有不甘,串通欧洲的盟国对我澳省不利,新编练的海军是准备去那里驻防的。”

“明白。”吴波道。

公元1744年,清朝乾隆九年,日本是延享一年,在位的是二十五岁樱町天皇,但他只不过是摆在那里供人们膜拜的牌位而已。

自从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开设幕府,拜领征夷大将军后,就开始了德川幕府对日本的统治,也称为江户幕府。

幕府直接管理着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和许多重要的城镇,其他地方则由两百多个大大小小的藩来分治,藩的首领大名必须听命于征夷大将军。

此时掌控日本最高权力的是江户幕府第八代征夷大将军,已经六十一岁的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统治者,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恢复鹰狩,尚武崇俭,开垦农田,稳定米价,使社会趋于稳定,人口也大幅增加。

自1633年起,江户幕府实行了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将所有的外国人驱离本土,在外的日本人也不得回国,私自出海或与他国进行贸易都要被处死。

但因为有许多诸如生丝、绸绢、砂糖等物品对中国的强烈依赖,并没有完全禁止与中国的贸易,但只开放了长崎一处地方作为贸易的口岸。

江户幕府向来非常重视对中国情报的搜集,每当有中国商船抵达长崎后,即派遣“唐通事”向商人们询问中国的近况,作成“唐船风说书”寄往江户。

这还只是明面儿上的,暗地里派到中国来的自不必说了。